关于如何解决国际争端,中国提出了有自身特色的新方案。据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,外交部同香港特区政府已经签署《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的安排》,确定将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落地香港的相关事宜,该办公室计划于2023年开展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谈判。
在香港设立国际调解院,并不是中国单方面的意愿,而是根据《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》确定下来,这份联合声明是同中国持有相近理念的国家,共同起草和达成。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各方共同协商方式,以条约为基础的政府间国际组织。国际调解院是对世界现有解决争端方式的有益补充,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新平台,国际调解院成员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,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争议、处理分歧是调解院追求的处事方式。
毫无疑问,国际调解院的诞生,是为了顺应国际调解工作的发展潮流。当前国际社会对调解的需求与日俱增,但解决国际争端的前置手段,往往简单粗暴地变成了诉讼,忽视了关键性的调解环节,也缺少专门负责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。国际调解院的出现,就是专门填补调解服务缺失的空白,为各类国际争端提供现存手段之外灵活便捷的解决方案。
至于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为何选址香港,主要考虑到以下因素。首先,在“一国两制”制度的引领下,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仍然稳固,既具有资本经济的典型特征,又能与内地经济畅通对接,远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力,使得香港的法律体系相对完善。其次,香港法律是东西方法律体系融合,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,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社会主义法系的影子,具备平衡东西方法律的优势,有助于更加公平地解决国际争端,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。最后,香港本身的开放程度也是加分项,这是很多寄希望于用法律解决国际问题的国家所看重的。
若最终在香港建立国际调解院,除了服务于世界各国,对香港的繁荣发展也能起到推动作用。若国际调解院未来发展壮大,具备世界性权威,各国纷纷依靠该院解决矛盾分歧,势必也会带来相应的资源和人才。届时,香港不仅能够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,还有可能成为法治中心,这无疑是推动香港发展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当然,对中国自身同样是利好因素,国际调解院能够起到破除西方法律和仲裁特权的作用,更好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。例如,当年海牙国际仲裁法庭,受理了菲律宾关于南海问题的仲裁案,该法庭在没有中方参与的情况下,借助西方国家的支持,公然判决菲律宾胜诉,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。由于当时中方没有通过法律伸张正义之地,不得不亮出军事实力,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,阻止了这场闹剧。
中国人自古爱好和平,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冲突,尽量不选择使用武力,这时就需要提供一个权威的法律机构,给各国平等辩论的机会,做出公平公正的裁决。以往海牙国际法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,但在西方国家的长期控制之下,海牙国际法庭在裁决中越来越偏向于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,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非常不公平。如今,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与中国合作,另起炉灶,争取用法律等和平方式维护自身权利,打击西方国家的法律特权、霸权,夺回主动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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